作者:王一方 (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 相较于八年前屠呦呦以青蒿素折桂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世纪盛典,三年的抗击新冠疫情的严峻现实,让国人更深层次地认识了中医,甚至是重新发现了中医,在这场中国抗疫斗争中,中医药广泛深入地介入诊疗全过程,进指南,显奇效。然而,在何裕民教授看来,对中医学的认知还不能止步于临床实务层面,还有待于从时代潮流、学理价值、文化根脉等多个层面予以诠释、开智。 通观全书,有一种历史长镜头的追溯感、彻悟感,历经百年的中西论争旋涡,人们常常跳不出古—今、土—洋的范畴,沿袭着早已远去的时代语境与价值坐标。180年前的鸦片战争,割地赔款,泱泱中华文明遭逢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李鸿章语),民族自信心被坚船利炮彻底打碎,130年前的“甲午”屈辱,撕心裂肺,面壁反思,有人提议效法东瀛,脱亚入欧(日本当年选择废汉医,习兰医);随后,因痛失胶州(青岛)主权点燃的“五四”救亡运动,激起部分知识分子全面抛弃传统,全盘西化(不仅要废中医,还要废汉字)的救国方略。究其本质,中医的危机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危机,中医的命运不过是中华传统文化命运的一个缩影,是否废止中医?不仅仅是医界的抉择,而是整个思想界、文化界的抉择,是“中西文化之争”的重要环节。如今,我们又站在新的历史潮头,遭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全新的国际政治语境,首先是大国崛起,民族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其次是愈加严峻的大国竞争,文化自信、民族自立意识显得弥足珍贵,作为近代思想史“晴雨表”的中医命运又重新浮现在人们面前。无法设想,一个民族复兴的国家,一个得益于传统医学保驾护航而绵延不息的民族,对于千年存续的民族医学谱系缺乏最基本的自信与坚守。 中医是什么?当下依然存在两个误区,一是熟视无睹,二是刻板印象,所谓传统中国医学,就是一把草,一根针,一个枕袋,三个指头,一个老头,几本线装书,气血经络,望闻问切,膏丹丸散,应归于落后的、民间的医学习俗与遗存。强调传统的习得,敬畏传统,遵循传统,弘扬传统,回归传统。其实不然,新中国成立70年,早已形成中国范式、中国路径、中国体系、中国风韵的国别类型医学(CSM,Chinese Style Medicine)。CSM强调风范、范式及类型意义,发扬传统,又超越传统,返本开新。对此,何裕民教授从博物学到量子层级,从健康维护到亚健康调摄,从疫病防控到慢病疗愈,从肿瘤拐点到带瘤生存,展现了古今接续的多种路径和境界,有古方今效,如青蒿素,靛玉红的发现;有古术今用,针灸,正骨术的神奇疗效;更有古慧今悟,庄老哲学与生命的现象学的对话。当下欧美社会相对务实,并没有纠结于古今、土洋的忌讳,他们对于中医方法、路径(主要表现在针灸方面)的接纳并不在于确证性的学理论证,而在于对实际疗效、疗愈体验的尊重。 细读本书,不难发现书中有一条或隐或现的哲学论证,那就是对医学母题的叩问。无疑,现代医学、现代中医学大部分的知识与方法已纳入精准科学、精密技术的范畴,但生命体验依然是混沌的、感悟性的。医学的本质是人学,有两大特征:一是顶天立地,先锋性与世俗性、超验性与体验性、客体性与主体性兼备;二是非驴非马,并非纯粹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也不是纯然的人文社会学科,而是兼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特征与旨趣的杂学。如果将医学简单地定位于科学与技术,则不仅无法认识中医的无穷魅力,也无法认识现代医学的价值内核;医学分明具有三个交互融会的镜像:一是有用、有效,是技术层面的论证(高低、快慢、显隐);二是有理、有据,是科学层面的论证(变轨、对话);三是有德、有情,是人学(人文关怀)层面的论证(初心、本色)。 在新时代医学的价值审视与研判中,无论对于中医,还是对待现代西医,都需要新视野,新关切,新诠释,身为医学哲学家的何裕民教授,首先告诫人们,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哲学站队:是恪守逻辑实证主义,还是接纳现象学;是秉持决定论、机械论,还是兼容存在主义;具体地讲,如何在生理主义与人类学,循证医学与叙事医学,一元论与二(多)元论之间“容与徘徊”。不然,就无法认清中医学鲜明的类型意义。譬如,屠呦呦发现的青蒿素抗疟路径不同于金鸡纳抗疟路径。美国医学史家费侠莉在她的《繁盛之阴》中曾经提出,要理解中医,要能够辨析黄帝的身体与艺术的别方,才能理解中医与西医的分野,前者有形态—功能—代谢之递进,后者则横亘着经络之谜(没有形态的功能);前者是打针,以有药之针(得药)获得疗效,后者是扎针,却以无药之针(得气)获得疗愈;疾苦照护上,前者强调系统(器官)护理,后者则注重经络(穴位)护理。作为肿瘤专家的何裕民还详列了抗癌战争中的靶点与拐点,战争模型与调理模型,挥洒魔弹与运筹魔方,斩尽杀绝与共生共存之别,无瘤生存与带瘤生存之争……都希望洞悉这一别样的生命智慧。 总之,这是一部视野宏阔,思路缜密,阐释精微的当代中医思想史的大作,必须沉下心来,细读、细研,才能得其三昧,切不可囫囵而过,粗略浏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