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保利嘉德等拍卖中，有关古代“民俗钱币”又创拍卖记录的新闻屡见不鲜。这不仅是钱币收藏市场的喜闻，更体现着藏家们对“民俗钱币”版块的认知度在不断攀升。“民俗钱币”的品种多样，版模素材涵盖生活的每个角落。可以说人的一生，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处境下都能有一枚恰合当时的“民俗钱币”相伴于身。 在北京记者采访到国内知名古钱币鉴定钱师崔桐月先生，他表示现在币学主流提出钱币具有“两重性”，这是民俗钱币与货币相伴而生的前提。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有“亮眼”的瞬间，但这些朝代中最亮眼的或许还是“赵宋之世”，这对于中国钱币发展史来说同样如此。两宋时期，高湛的铸造工艺在当时的货币及“民俗钱币”上均有体现，以至于同时期的辽、金等政权都深受两宋影响。如今无论哪一枚精美、罕见的宋金民俗钱币都是藏家们“可遇而不可求”的至宝。
宋金时期：王立造·玄武大帝出行·玄武·赵孝舍己救弟背本命星官·牛（银质） 比如近期见到一品精美、罕见并举的宋金时期民俗钱币，据闻来自桂林，目前仅见三枚的“王立造本命星官钱”，其版模属于宋金时期的“本命星官神仙人物”类。崔桐月和记者展示资料表明这枚星官铸钱构图实属稀见，工艺精巧细致，素材内容丰富。罕见则首先体现在原料是用银制作的，成色高，钱体厚重，且钱体符合当时的规格。这在同类型、同时期乃至民俗钱币的发展史中都属首见，这枚钱币可谓是民俗钱币中的一次重大发现。 两宋时期的金属铸币主要是铜钱，金、银贵金属的价值极高，若不是达官显贵可能一生都见不到几次。但当时使用金、银铸钱的情况是有的，由于宋朝与辽、金、元、西域贸易往来频繁，使当时白银甚至比黄金还更重要，虽然用于流通手段的职责不明显，但是用于支付手段的情况却很普遍。如今所见到的金、银等民俗钱币多为宫钱或特殊用途的供养钱类，使用场合高档，使这类钱币更显高级。 因为银的质地较软，这枚钱币的工艺流程应是用银铸出钱坯后再按当时的版模样式錾刻而成；其次钱文中有“王立造”三个字，这是这枚钱币溯源的珍贵信息，这类“王立造”的民俗钱币非常罕见。
天眷堂拍品 王立造·本命星官·牛
《大连泉友会拓影》第七辑 王立造·本命星官·蛇 钱文带有“王立造”的民俗钱币除这枚银质的以外，尚有一枚在天眷堂拍卖过，版模素材与此银质基本相同；另有一枚出自《大连泉友会拓影》第七辑，仅为拓片，实物未现，当时为彰泉（冈本常治郎 1929年4月入会）所藏。从拓片上看与天眷堂上拍的本命星官·牛风格完全一致，钱体均为宽缘，铸造工艺精湛，两枚版模除生肖蛇、生肖牛的区别外，其余都相同。 生肖是中国传统文化，宋金时期人们已经从对生肖的崇拜转化为对本命星官的崇拜，这也是此类本命星官钱币的鉴定依据之一。而市场中所见到的本命星官钱币也多为12枚成套，版模除生肖、本命星官、对应的符文外，其他素材完全相同。也许这枚民俗钱币也有12种，但仔细品味其铸造工艺异常精美，宋金时期的铜器铸造制度也有法度可依，这种“王立造”的本命星官民俗钱币则更有可能是按照当时的需求专门铸造的，并不是成套铸造的。 一． “王立”其人，应有官方背景 宋朝以降，国家对铸造铜器有“物勒工名”的规定，使用铜器时需要同时亮明实物与凭证。而钱文中“王立造”表示这三枚钱币均与王立有关，王立则有可能是铸钱工匠，更有可能是当时的“品牌”。 如今所说的“民俗钱币”或“花钱”都是新创造的词汇，当时并不这样称呼。这类钱币在史籍中几乎找不到相关记载，但可以通过两宋政府对铜的管理以及铜器的铸造制度上看出当时国家对铜、鍮石（进口的黄铜）是严格管控的，严令禁止民间私铸，甚至对百姓占有铜材、铜矿的打击力度非常大，也鼓励百姓相互举报。如果私自铸铜，产、供、销三方都要受到严厉处罚。 如：宋真宗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即宋真宗继位之初就曾颁布法令禁止百姓采矿冶炼铜器： “平广南、江南，亦听权用旧钱，如川蜀南唐李氏铸钱。一工为钱千五百太宗即位，诏鑰州置监铸钱，法。初，南得三十万贯。令转运使按行所部，凡山川之出铜者悉禁民采，并以给官铸焉。” ——宋史·食货志下二（钱币） 宋徽宗于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也曾下诏： “勘会私有铜、鑰石等，在法自许人告降指挥立限首纳，而无知之人玩法无所畏限今来指挥到日，于州县镇寨散出晓示，如系贩卖，即许人捕。”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 南宋庆元年间（公元1195-1200年），政府同样颁发过相似法令，继续强调百姓不得私自采矿冶铜： “诸出产铜、铅、锡界内耆长失察觉、私置炉烹炼而为他人告、捕获，并同保父保正长知而不纠者，并依界内停藏、贸易、透漏榷货法。” ——《庆元条法事类》 查看当时的法律，两宋政府对于铜的管理除在王安石变法期间稍有开放外，其余时间都实行铜禁，收缴民间铜器。由此可见两宋时期对“民俗钱币”的铸造一定也符合当时的法律法规，即：政府负责铸造事宜，由此可见王立其人应该有官方的背景。
左：“王立之墓”仿木砖雕牌匾与三枚“王立造”文字比较 右：汾阳东龙观南区王立家族墓地墓葬分布图 M5为王立墓 无独有偶，2008年下半年，山西省临汾市东龙观工地曾出土一王姓家族墓，其中一座即为“王立墓”。通过出土的买地券，可以明确这座墓是在王立生前（明昌六年建成 公元1195年），当时王立居住在汾州府城的崇德坊，但当时王立已经患病。
王立墓西北壁画“香积厨”临摹画 （采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汾阳市文物旅游局、汾阳市博物馆：《汾阳东龙观宋金壁画墓》） 宋金时期的墓室常有壁画，而壁画上往往会体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王立墓中西北壁画题榜“香积厨”可以看出王立生前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香积厨”来自佛教“香积佛”，本为佛教用语，意为佛教寺院中供应饮食的地方，“香积佛”会用香饭来供养诸佛与菩萨。
王立墓西壁“换钞”临摹图 （采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汾阳市文物旅游局、汾阳市博物馆：《汾阳东龙观宋金壁画墓》） 而墓室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西壁的“换钞”图，这幅图对体现宋金时期纸钞的流通格外重要。由于墓室地处山西汾州，汾州下辖西河、平遥、介休、孝义、灵石五县，州府在汾阳。自春秋战国以来就是商贸及军事重地，后朝则多在此处设立铸钱监。宋金时期，此地更成为契丹族、女真族、党项族、蒙古族与中原地区的交通要冲，地位特殊，商业贸易格外发达。 据《金史·食货三》：承安三年“时交钞稍滞，命西京、北京、临潢、辽东等路一贯以上俱用银钞、宝货，不许用钱，一贯以下听民便”；泰和“六年十一月，复许诸路各行小钞。……河东北路则于太原、汾州……官库易钱”，可见在泰和年间，汾州当地是有“官库”的，而王立墓的时间应与此时很近，墓室中的“换钞图”则真实体现了当时的社会场景。王立本人或许就是在“官库”做“易钱”工作的，况且从墓室的整体状况看，王立的身价很高，在当地应该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既然是“官库”，有关铸钱的工、料就就很方便，而宋金时期白银的使用频率也更频繁，当时“银铤”是重要的货币种类。可见这时期在“官库”使用白银铸钱是符合事实的。而“王立造”中的王立与山西临汾东龙观墓主人“王立”似乎有大的相似性，很有可能就是同一人。况且从“王立造”的钱币素材看，是与当时的宗教信仰有关的，而“香积厨”也是一种宗教信仰的体现。
承安五年《太符观创建蘸坛记》
另外，据此地不远处的太符观中，有一块承安五年（公元1200年）《太符观创建蘸坛记》石碑，据上述王立墓买地券所记载的明昌六年（公元1195年）仅滞后5年。太符观是道教庙宇， 这块石碑上所镌刻的捐助人中也有一个叫“王立”的人，这位王立至少是当时的一位富人。只不过石碑上提到王立是南郭村人，而王立之墓中提到是在汾州府城崇德坊居住，两地不在同一个方向，但两位王立是否为同一人尚不可知，至少他们都信奉宗教，生活的时代与范围是非常近的，或许南郭村是王立的一处外宅。这又为“王立其人”提供了一些线索，他至少是一位富人，并且有宗教信仰。 二． 着眼于两宋铜器的铸造制度 虽然两宋时期一直禁止私铸铜器，但为了满足生活中的现实需求，当时京师、地方官府、寺观、以至于民间也要负责鼓铸各自使用的铜器。其中京师的铸造机构包括：后苑造作所、铸䥾务、文思院、军器监等，主要负责铸造青铜礼器、兵器；地方官府主要铸造官用之物及铜镜（出售）；寺观所用的法器则采用向官府购买和报备后自铸两种方式，而民间主要是铸造铜镜。但朝廷对于这些铜器从原料供应、样式、质量、价格等等方面都会予以监管，监管的方式就包括现场监督与“物勒工名”两种方式，同时还要开具凭证、登记造册。虽然在利益的驱使下民间也会私铸铜器，但对于这枚在最显眼的地方铸有“王立造”三个字的民俗钱币来说，显然不属于民间所为。
建州丰国监铜镜 《中国钱币》2013年第1期 铭文：匠人蓝文，丰国监造官（押） 崇宁四年丰国监匠人黄十九黄小五铸造官 有关“物勒工名”的记载可见北宋仁宗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五月，司马光的奏折中提到：“谨考其良苦而诛赏之，取其用不取其数，则器用无不精矣”，这样做也是为了保证产品的质量。有时专门负责鼓铸钱币的钱监，也会由于铜料便利，负责铸造铜器，如已经发现的丰国监、赣州钱监所铸造的铜镜等。 宋金时期，对于民俗钱币的使用也是非常频繁的，同时由于宋金时期发达的商业与手工业，也使当时的民俗钱币有鲜明的“时代美感”，而这些民俗钱币在当时也要遵守“铜器”管理的相关法律，受朝廷的监督。“物勒工名”则主要体现在需要将监督人（不仅是工匠）的名字铸在铜器上，有时也会只铸造监督人的名字，而非工匠名，这是宋朝官营手工业的常规做法，另据李焘《长编》卷196中，司马光说：“其百工在官者，亦当择人而监之，功致为上，华糜为下”，这些监官在当时非常重要，哪怕钱监停铸，但仍要留用监官（《宋会要辑稿·职官》43之178）。而这些官造的铜器，在“铜禁”的大环境下，日后无论是自用或者买卖，都需要获得批准。如《天圣令》规定：“诸州县所造礼器、车辂、鼓吹、仪仗等，并用官物，帐申所司。”这枚“王立造本命星官银钱”及其他一些民俗钱币，在当时就是属于礼器范畴的。 宋廷不但要监管铸造过程，同时也禁止私卖，对于销售的铜器，需要负责出具证明。如南宋《事类》规定：“诸买官造铜器，鍮石之物者，出卖官司具数给引。”“具数给引”即“引随器走”，保证使用时的合法性。 由此也可以隐约看出，宋金时期铸造、销售、使用民俗钱币时要受到多方监管，也难怪宋金时期的民俗钱币大多铸造精美，并且会有一定的规格与范式。 三． 钱币寓意 宋金时期，人们对本命星官、本命元神的信仰成为主流，尤其是南宋高宗就曾在万寿观、太平兴国宫供奉自己的本命星官，此后宋孝宗、宋理宗也均有仿效。使这一时期关于本命星官的民俗钱币发展迅猛，设计铸造过多种有关这一题材的钱币，并且由于会受宋廷监督，往往铸造工艺都很精美，并且会符合当时的一定规格。
由钱币素材可见这枚银质钱币素材为生肖牛，右侧应是北斗巨门元星君。左侧为一熏炉生烟，袅袅的烟雾中有“本命星官”四字；另一面中人物形象更多，但都是宋金时期的流行样式，常被用于石刻或画像，穿右侧应是真武大帝与执旗将，左侧两人物脚踩祥云，似乎是真武大帝的随将（宋金时期石刻上也有相似题材，主题为“赵孝舍己救弟”），穿下为龟蛇玄武，完整的图案又与“玄武施巾（见《玄天上帝启圣录 卷三》）”的典故构图相近。但这枚钱币的主体图案应是本命星官·生肖牛与真武大帝及“王立造”这一显著标志。
《释氏源流应化事迹》.4卷.彩绘.明成化时期刻本，“真武施巾” 综上所述，这枚钱币是以白银为原料，并有铸造及錾刻工艺的民俗钱币，目前尚为仅见品。由于其特殊的材质，在当时应该并非凡人所用。而“王立造”的民俗钱币虽然仅见三枚，但都异常精美，可见王立是当时监督这类民俗钱币的负责人，很有可能是官员或是一方富贾。而由王立负责监督铸造的民俗钱币在当时即为名誉品，才会特意由他来负责造钱事宜。 铜品出自山西地区，这与山西汾州地区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有直接关系，也体现出当时这里贸易非常繁华。例如哲宗时期，既有“太原铜器名天下，独不市一物”的说法。在宋金时期整体“铜禁”的大背景下，这里的市场应是官方设置或者是被官方所许可的。而宋金时期，南北方贸易往来频繁，这枚银质的本命星官生肖牛据传出自桂林也是两地贸易往来的表现。桂林在南宋时属广西西路，称静江府。而南宋在绍兴三年（公元1160年）将会子改为官办，朝廷设立“行在会子库”管理，并于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规定三年为一界，这又与上述“换钞图”相互照应。可见这一枚钱币对两宋及宋金时期的历史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它对研究中国宋金时期经济、贸易、货币发展史都有着“以钱为鉴”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特别鸣谢：靳如意先生对本文提供了重要资料及指导 1. 论宋代铜器铸造制度 李合群 2. 汾阳金墓壁画与中国古代钱币兑换业 刘建民 3. 山西汾阳东龙观金代笔画墓主要图像研究 宋涛 4. 金代墓葬的区域性及相关问题研究 郝军军 5. 晋中南地区宋金墓葬研究 任林平 6. 私有铜、鍮石等，在法自许人告——中国古代货币法史料释义之十一 石俊志 7. 论“鍮石” 王银田 饶晨 8. “鍮石”考 周卫荣 9. 佛教寺院经济及其影响初探 何蓉 10. 宋代家庭对于佛教寺院的供养——以石刻文字为主 黄敏枝 11. 桂林发现南宋“十八界会”钱牌 周庆忠 12. 宋代广西铸钱监考略 徐国洪 （ 蔡文远） |
